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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的毒气战 (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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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3-10 15:45:1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侵华日军的毒气战
guangdetao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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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日军在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蓄谋已久,早有准备,因而从侵华战争一开始,在日军向华北增兵3个师团的同时,日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就于 7月27日下达了临参命第 65号命令,8月 31日又下达临参命第 82号命令,向华北派出化学战部队。其中有:迫击炮第 3大队;迫击炮第 5大队;第 1、第 3野战化学实验部;第 1、第 2野战毒气厂;野战毒气第 6、第 8小队。7月 28日,日军参谋总长又给中国驻屯军下达了临参命第421号命令,指令在平津地区 “行使武力”时,可以 “适时使用催泪性毒气筒”。

在华中方向,日军在淞沪事变发生后不久,于 8月 15日下达的临参命第 73号上海派遣军编成命令,以及 10月 30日临参命第 137号命令中,上海派遣军编配了以下化学战部队:迫击炮第 1大队;迫击炮第 4大队;迫击炮第 6大队;第 2、第 4野战化学实验部;上海派遣军毒气队 [由本部、野战毒气第 1、第 2(甲)、第 5、第 6(乙)中队和第 6、第 7小队组成];第 2野战毒气厂 (由华北转隶)。至 1937年 10月底,日军向中国战场派出的化学战部队共 5个迫击炮大队、8个野战毒气中队、4个野战化学实验部、两个野战毒气厂,相当于两个团的兵力,成为在华推广化学战的骨干部队。

在战争开始前及战争初期,日军即从本土给驻华日军补给化学武器弹药。据 1936年广岛兵器支厂 《补给兵器状况》记载,当年向关东军补给绿筒 12844个,向支那派遣军补给绿筒 1606个。根据北支那方面军补给及消耗弹药调查表记载:1937年 7月8日 ~1938年11月10日,补给毒剂炮弹43万发、各种毒气筒 175万个。保障了战争初期所需毒剂弹药。战争期间,日军不断从本土向中国战场补给化学武器弹药,究竟补给了多少,尚缺乏资料,难以作答。


仅仅从 1997年日本民间不二出版社出版的 《毒气战有关资料》 Ⅱ给出的日本兵器本部、华北、华中方面军等调制的 8份统计资料合计,日本向中国内地各军补给毒气炮弹 449005发,毒气炸弹 7722枚,毒气筒998402个,散装毒剂 681吨,这一统计是有据可查的,却只能是一个很不完整的统计




在正面战场作战中,对国民党军队使用化学武器这是在广阔战场及运动战条件下的使用。日军采取以炮兵、航空兵、步兵的大队和中队,随时随地采取分散、灵活的小规模战术性使用为主。每次使用化学武器数十件至数百件。如在武汉会战中,日军采取这种分散使用的做法,共使用化学武器 375次。又如在常德会战中,日军共使用 84次。日军在正面战场也有一些较大规模的使用。如 1938年曲沃作战,一次使用毒剂炮弹 2200发,毒气筒 12600个;1939年在南昌战役修水河作战,一次使用毒剂炮弹 3000发,毒气筒 15000个;1941年在宜昌作战,一次使用毒剂炮弹 2900发,毒剂炸弹 300枚,毒气筒数千个等。


在敌后战场,对八路军、新四军及平民使用化学武器日军把化学武器作为反游击作战和镇压平民的工具。日军在其治安战中,使用化学武器支援 “扫荡”、围攻作战,或用以防守据点、固守待援、掩护撤退;或对抗日根据地的村庄、阵地布洒毒剂,对躲避在地道、洞穴的平民用毒,向村庄、水井内撒毒;肆意搜捕平民,在审讯、拷问中用毒等。如制造了震惊全国的 “北疃惨案”、“鲁家峪惨案”等毒杀罪行。

在化学武器试验、演习及训练中使用侵华日军早在 1933年 11月,其 731部队的前身东乡部队就在背阴河用两名中国人作毒气、毒液的效能试验。1937年以后,731部队与关东军化学部联手,在毒气室进行各类毒剂的人体试验,共进行 50次,每次用 4~5人。日军在中国进行的大规模化学武器野外试验、演习达 19次,每次都以中国人做活靶,共毒死、杀死上千人。日军野战部队也进行毒气野外试验。如 1940年 8月,日军第 39师团在当阳进行毒剂弹与榴弹对比试验,共毒杀战俘 175人。日军各大队、中队在毒气训练中,以中国人为对象检验毒剂效能更是经常和普遍的事。


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的方式,按武器装备区分,包括近战兵器(毒气筒、毒气手榴弹)、毒剂炮弹、毒剂炸弹、布洒器等。在国民政府军政部 《抗战八年来敌军用毒经过报告书》 对日军用毒 1312次的统计中,使用近战兵器 344次,占总数的 26%;毒剂炮弹 759次,占总数的 58%;毒剂炸弹及布洒器 79次,占总数的 6%;使用方式不明 130次,占总数的 10%




日军化学战的简要经过

侵华日军的化学战与其战争形势相适应,有一个展开、普及,到低潮的过程。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1937年 7月 ~1938年 6月,是日军化学战展开阶段。日军向中国战场部署了化学战部队,下达了使用化学武器的命令,为部队配发了化学弹药。但是,日军以往没有化学战实战经验,日军各部队包括化学部队都需要一个认识、掌握的过程。因此,日军在战争的第一年,主要是个别、零星的使用,规模不大,次数不多。据统计,共约 100余次。通过这些使用,以教育部队,总结经验,检验武器效能,带有试验性质。日军在安庆作战一结束,就编写了 《毒瓦斯之使用及其战例》,下发各部队,借以推广经验,并推行以步兵各部队自行使用为主,在各师团、联队建立临时毒气大队,毒气中队的做法,为普遍、经常使用化学武器创造条件。


第二阶段,从 1938年 7月武汉会战至 1944年 7月长衡会武汉会战期间,各级部队都部署化学部队,下达使用化学武器命令,战役期间使用化学武器达 375次。日军把化学战推向高潮,并高度评价化学武器为 “决胜瓦斯”。日军在此后各次战役、会战中,几乎每战必用,每天必用。日军大本营完全无视国际公约的禁戒,在 1937年 7月 “可使用催泪筒”的 命 令 后,1938年 4月 下达 “可 使 用 毒 气 筒 及 轻 迫 击 炮 红 弹”的 命 令,1939年 5月下达 “可使用黄剂等特种资材”,并 “可用飞机布洒毒剂”的命令,从而,部署施毒日军在中国战场使用了日军研制的各种毒剂和各种施放兵器。日军各部队,直到大队、中队长期、经常配备毒气弹、筒,从而可以随时随地使用化学武器。1942年 6月和 1943年 6月,美国总统罗斯福两次针对日本在中国使用化学武器发表声明称:

对任何一个联合国家成员国犯下的这种罪行都被认为是对美国本身犯下的罪行,并将因此受到惩罚。我们将会立即给这种罪行以充分的同类报复。

即使如此严厉的警告,也未能制止日本继续使用化学武器。1943年 10月,日军围攻常德时,对常德城及其附近连续用毒 35次。1944年 7月,日军围攻衡阳时,用毒近 20次,使衡阳城终日为毒烟所笼罩。


第三阶段,1944年 8月 ~1945年 8月日军战败投降,是日军化学战低潮、尾声阶段。由于日本国内政治、经济走向崩溃,各战场节节失利,中国敌后战场已发起反攻,日本侵华战争已处于垂死挣扎状态,无力发动大的攻势作战。其化学武器使用也已进入尾声,仅在固守据点、外出抢粮、报复 “扫荡”时零星使用化学武器。最后一年,初步统计,日军用毒仅 40余次




事例


7月 6日 山西阳城  八路军徐海东旅在阳城西北之町店、义城,于 7月 6日与日军激烈战斗,因敌军使用毒气弹,我军伤亡 500余人,重伤甚多且难医治。  ———1938年 8月 1日 《新华日报》; 《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511页,1938年 7月 28日朱德、彭德怀致阎锡山、卫立煌电




7月 6日 山西曲沃  日军第 20师团在曲沃作战前配备毒气筒 18000个。于7月 6日 5时 20分开始,在曲沃东南向浍河南岸之北樊村、仪门村一带 4.5公里正面施放喷嚏性毒气筒 7800个,掩护日军师团主力进攻,迅速达成突破,攻占了 3公里纵深的阵地 (参见图 4-6)。  ——— 〔日〕 习志野学校 《支那事变化学战例集》战例第十一

 7月 7日 山西曲沃  日军第 20师团于 7月 7日拂晓又在左翼队方向东韩村至南吉村一线 3公里正面上施放毒气筒 5600个。当时中国守军 6日夜尚作激烈还击,但遭毒烟攻击后即迅速撤退。日军第 20师团左翼队趁势发起攻击,其左邻独立混成第 4旅团也随之攻击,并转入全线追击。  ———日军 《支那事变化学战例集》第十一及大龙华战斗缴获的日军文件




7月初 山西定襄  日军第 109师团步兵第 107联队、山炮兵第 109联队,于 7月初在五台山作战中,在定襄附近与 4000余名八路军交战。日军山炮联队向八路军阵地发射窒息、催泪、喷嚏性毒气弹和榴弹 100余发,毒杀、炮杀八路军战士 100余人,农民 20余人。  ——— 《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509页,安田清笔供

7月初 山西离石  日军第 109师团第 136联队 700余人,于 7月初掩护其辎重队向中阳运送粮弹,在金罗镇南 3公里与八路军遭遇。日军由毒气班在八路军阵地前 300米一线施放毒气筒 30余个,毒杀八路军约 200余人。  ——— 《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10页,齐藤良雄笔供。




7月 24日 山西应县  我军第 120师一部于 7月 24日在应县东南伏击南进的日军,敌军以毒气、烟幕掩护反攻,致使我军被迫转移。  ———1938年 8月 3日朱德、彭德怀致军令部电

7月 29日 山西夏县  侵入晋南夏县的日军于 7月 29日撤退时,在各村的水井内投毒甚多,村民饮食后头晕、吐泻、面颊发黑,不能行动,因而致死者甚多。  ———1938年 7月 29日中央社郑州电,引自 《日寇暴行论》,时代出版社,1938年

7月 山西垣曲  7月,垣曲之役敌损失甚多,遂恼羞成怒,向我军施放催泪 性 及 糜 烂 性 毒 气。我 军 虽 有 准 备,但 中 毒 者 仍 甚多。———1938年 7月 27日 《抗敌报》

8月 2日 湖北黄梅  日军第 6师团第 23联队所属野战毒气第 5中队,于 8月 2日在黄梅县商家桥以东 10公里某河左岸对守军施放毒气筒 1000发,配合飞机大炮攻击,共杀伤中国守军 120人以上。  ——— 《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588页,中野忠之寿笔供

 8月 3日 江西九江  日军第 106师团攻占沙河街后,于 8月 3日晨,向沙河街以南地区我军进攻,并施放烟幕及毒气。幸风向改变,我军中毒者极少,乃乘机反攻,夺取烟幕罐及毒气筒 20余具。———1938年 8月 6日 《新华日报》

8月 5日 江西瑞昌  8月4日晨,日军猛烈攻击黄大脑、马鞍山我军阵地。5日晨,日军攻击河上洲时向我军发射毒气弹,我守军多数中毒。———1938年 8月 9日 《新华日报》

8月 7日 安徽 (芜湖)  敌军千余人向我军某阵地进攻,被我军歼灭大半后,遂大量施放毒气,我军先头追击部队中毒较多。———1938年 8月 10日 《新华日报》




 8月 21日 江西瑞昌  赤湖东岸之敌军已增至3000余人,8月21日下午,分两路向我军周家垄、蜈蚣山阵地猛攻,我军迎头痛击肉搏数次,双方伤亡均重。敌军施放催泪性瓦斯,我军官兵中毒者均头晕流泪、喷嚏欲呕,同时炮火猛烈、飞机狂炸,我守军伤亡殆尽,苦战至下午2时,自动撤至曹家山、钻天山、打滚脑、戴家山之线。   ———1938年 8月 23日 《新 华 日 报 》;1938年 8月 23日 《申报》  

日军波田支队第 1联队于 8月 21日两次施放毒气筒,攻击瑞昌东北 10公里赤湖南侧蜈蚣山附近的中国守军。第一次于 21日 6时 30分施放毒气筒 88个,支援日军第 1中队战斗取得局部 “战果”。第二次于同日 16时,施放毒气筒 20个,支援其第 2大队战斗。发烟后,中国守军退却,日军转入追击,突破纵深两公里 (参见图 4-7)。  ———日本 《毒气战有关资料》第 370页,《武汉攻略战化学战实施报告》附表




 8月 22日 江西瑞昌  8月 22日晨,敌军使用窒息性毒气向我军大屋何、城子镇进犯。致使第 81师两个营中毒,口鼻流血,除 3人逃出外,余均壮烈牺牲。———1938年 8月 22日陈诚致蒋介石电


 赤湖北岸方面,8月 21日拂晓,敌我双方在大屋何一带进行剧烈之争夺战,深夜,我军以两营兵力向敌奇袭,将朱庄克服,毙敌极多。22日晨,敌军以卑劣手段,施以大量剧性毒气,我猝不及防,两营壮士均口鼻流血。———1938年 8月 23日 《新华日报》  

日军波田支队第2联队第3大队于8月22日 6时 30分,在赤湖北侧城子镇附近,由毒气中队在 300米正面上施放毒气筒420个,迫使中国守军退却。日军步兵突入后转入追击,对于中毒不能战斗的中国守军刺死300人 (参见图4-7)。  ———日军 《毒气战有关资料》第 370页,《武汉攻略战化学战实施报告》附表





日军波田支队第3大队于8月21日进到瑞昌以北,遭到何大湾、谢家、马家嘴一线中国守军 1000余人的抵抗,遂转入进攻准备。22日 6时 30分,日军野战毒气第 13中队第 1小队及临时发烟班在何大湾、谢家、东嵩庙一线实施发烟,共施放毒气筒600个。20分钟后,日军步兵第9、11中队发起攻击,1小时内占领阵地,消除抵抗。“此间消灭大量中毒者”。  ———日本 《毒气战有关资料》 Ⅱ第 336~337页;日本 《支那事变的教训》第 7号

8月 22日 江西星子  日军第101旅团,于8月21日由牛屎墩下岸角一带登陆。22日,日军猛烈攻击我军第52师玉京山阵地,并施放毒气。——— 《日军侵华战例》第 154页

8月 22日 广东南溪  入侵广东南溪的日军,8月 22日先后两次强行对群众注射毒剂,致使死者累累。——— 《日寇暴行论》,1938年

 8月 23日 江西瑞昌  8月 22日晚,我军反攻,将敌军驱逐至朱庄附近。23日晨 4时,日军利用有利风向对瑞昌以北、朱庄以东我军阵地施放毒气。我军两营官兵除 4人中毒较轻返回外,其余均中毒牺牲。中毒者鼻孔流血。  ———1938年 8月 24、26日 《新华日报》;1938年 8月 29日 《抗敌报》






 8月 29日 江西九江  日军第106师团第112联队,为突破多日未能攻占的中国守军阵地,于8月29日7时10~25分,在芦山西北侧尖山附近约两公里的正面上施放毒气筒 1300个、催泪筒 300个、发烟筒 400个,并有迫击炮发射毒气弹 300发相配合,毒烟覆盖 2公里 ×2公里,效力极大,中国守军放弃阵地退却。但日军未能充分利用毒烟效果,2小时后,中国守军又返回阵地开始射击 (参见图 4-8)。  ———日本 《毒气战有关资料》第 370页, 《武汉攻略战化学战实施报告》附表




8月 29日 江西九江  日军第 106师团以配属的迫击第1大队的10门迫击炮,于8月 29日 7时 ~7时10分向芦山北侧范家山西方高地的中国守军发射毒气弹300发,与施放毒烟相配合对高地要点进行压制,支援日军步兵突击,致使中国守军动 摇。毒 气 滞 留 1小 时,但 15小时后,中国守军又重返阵地 (参见图4-8)。  ———日本 《毒气战有关资料》第 370页, 《武汉攻略战化学战实施报告》附表

9月 3日 江西瑞昌  日军第 9师团配属野战毒气第 13中队。该师团于 8月24日占领瑞昌后,企图继续西进。但遭到中国军队第 32军团的层层阻击、顽强抵抗。9月 3日,日军第 35联队第 2中队在瑞昌以南 4公里石牙山战斗中,于晨 6时,由其毒气小队施放毒气筒 38个,毒烟遮蔽了山顶守军阵地,迫使守军退却,第 2中队攻占了阵地。  ———日本 《毒气战有关资料》第 374页,《武汉攻略战化学战实施报告》附表

 9月 4日 河南固始  日军第 10师团第 39联队第 3大队于 9月 4日在向固始进攻中,对据守堑壕之中国守军施放毒气筒 22个、发烟筒6个,达到完全压制,日军步兵直接利用 “成果”突入中国守军阵地。  ———日本 《毒气战有关资料》第365页,《武汉攻略化学战实施报告》附表




9月 4日 江西瑞昌  日军第 9师团第 36联队第 3大队在进攻瑞昌附近马鞍泉东侧高地时,于 9月 4日 6时 30分,由毒气小队使用投射器投射毒气筒 60个、发烟筒 15个,迫使反冲击之敌 500余人退却 (参见图 4-12)。  ———日本 《毒气战有关资料》第 374页,《武汉攻略战化学战实施报告》附表

9月 5日 湖北黄梅  日军第 6师团第 45联队第 3大队,于 9月 5日在进攻黄梅以西 10公里田家砦战斗中,由日军野战毒气第 5中队两次施放毒气筒。第一次为9时30分 ~10时30分,在中国守军阵地侧方近距离突然施放毒气筒 40个、小发烟筒 15个,致使 “敌狼狈败退”。第二次为 17时 30分 ~18时,对利用天险 “据守之敌”施放毒气筒 25个、小发烟筒 15个,守军被烟覆盖后一起退却,第一线阵地被占领。  ———日本 《毒气战有关资料》第 378页,《武汉攻略战化学战实施报告》附表

 9月 5日 湖北黄梅  日军波田支队原田部队于 9月 4日进至瑞昌以东大脑山附近遭到中国守军顽强抵抗。5日晨 7时 20分,由日军发烟小队施放毒气筒 95个、发烟筒 25个。日军步兵中队随即戴面具发起攻击,少数戴面具不及时或中途脱面具者中毒(参见图 4-13)。———日本 《毒气战有关资料》Ⅱ第 337页



9月 7日 江西瑞昌  日军迫击第 1大队第 2中队,于 9月 7日 9~14时向红颜头、张家山中国守军阵地发射毒气弹 51发、榴弹 20发。波田支队第 2联队第 1大队利用 “毒烟成果”直接夺取了红颜头阵地,张家山及其北方高地被暂时压制,1小时后中国守军再次占领阵地。  ———日本 《毒气战有关资料》第 372页,《武汉攻略战化学战实施报告》附表

 9月 7日 江西瑞昌  日军第 9师团第 36联队第 3大队,在进攻瑞昌附近马鞍泉西侧高地时,于 9月 7日 3时 30分,由日军毒气小队施放毒气筒 25个、发烟筒 3个,大体覆盖了中国守军阵地。守军慌乱退却,日军趁夜暗占领阵地。  ———日本 《毒气战有关资料》第 374页,《武汉攻略战化学战实施报告》附表

9月 7日 河南商城  日军第 13师团第 58联队第 2大队,当富金山中国守军向日军第 2大队第 4中队反冲击时,日军于 9月 7日 13时,在富金山东北斜面中腹部向反冲击守军施放毒气筒 57个。毒烟到达后,守军射击全部停止 (参见图 4-14)。  ———日本 《毒气战有关资料》第 357页,《武汉攻略战化学战实施报告》附表

 9月 7日 安徽霍邱  9月 7日上午,敌军步炮联合数千人向叶家集之富金山我军阵地进攻。敌军大量发射燃烧弹、烟幕弹,并施放催泪剂,掩护其步兵进攻。———1938年 9月 10日 《新华日报》

9月 8日 江西星子  9月 8日晨,进攻东牯岭之敌军再次大量施放毒气,发动更猛烈的进攻。我军中毒伤亡严重,乃放弃阵地。  ———1938年9月10日 《新华日报》;9月14日 《抗敌报》 

 日军第 101师团第 149联队第 3大队,于 9月 8日 6时向东孤岭西南部守军施放毒气筒 150个、发烟筒 20个,致使中国守军大部退却。遭到掩体内 30~40人反冲击时,又向其发射毒气筒 20个,使之混乱而退却,日军大队乘机追击占领阵地,成为占领西 孤 岭 的 绪 端 [参 见 图 4-15中(四)]。  ———日本 《毒气战有关资料》第 373页,《武汉攻略战化学战实施报告》附表

 9月 8日 江西星子  日军第 101师团第 147联队第 1大队为攻占东孤岭最高点,于9月8日7时10分 ~8时10分,在东孤岭西南方高地约1公里正面上施放毒气筒 200个、催泪筒 160个、发烟筒20个。毒烟弥布中国守军阵地,使之茫然若失,只有间断射击,日军趁势攻击前进,突破正面 2公里、纵深 1公里 [参见图4-15中 (三)]。  ———日本 《毒气战有关资料》第 370页,《武汉攻略战化学战实施报告》附表














 9月 10日 河南潢川  日军第 10师团第 40联队第 2大队,于 9月 10日在潢川以东十五里铺进攻中,利用夜暗施放毒气筒 120个,中国守军利用丘陵地防御,压制效果较小,守军射击暂时减弱。  ———日本 《毒气战有关资料》第365页,《武汉攻略战化学战实施报告》附表

 9月 10日 江西星子  9月 10日晨,敌军分两路以烟幕、毒气掩护进犯我西牯岭。自上午 10时,敌陆、海军火炮每分钟发射 10余发炮弹,大肆施放毒气弹,致使我西牯岭守军有 3个连中毒过重而殉职。———1938年 9月 11日 《新华日报》  

日军第 101师团第 147联队第 2大队于 9月 10日 9时20分 ~11时 20分,对西孤岭中国守军三次施放毒气筒 500个、发烟筒 500个。毒烟对守军精神效果颇大,但袭击地域外中国军侧射、斜射火力影响了日军攻击前进。日军感到遗憾。  ———日本 《毒气战有关资料》第 370页,《武汉攻略战化学战实施报告》附表




9月 11日 江西瑞昌  9月 11日 9时 25~30分,日军波田支队第 1联队第 3大队在瑞昌西北约 10公里一高地北侧,由日军毒气小队施放毒气筒 29个,致使中国守军动摇退却,日军大队不失时机地转入追击,刺死甚多。  ———日本 《毒气战有关资料》第 370页,《武汉攻略战化学战实施报告》附表

 9月 11日 江西瑞昌  日军第 9师团第 19联队第 10中队,在瑞昌附近笔架峰战斗中,由其毒气小队于 9月 11日 19时施放毒气筒 28个。发烟后,中国守军 50~60人退却。日军第 10中队戴面具,紧随毒烟突入阵地并占领。  ———日本 《毒气战有关资料》第 374页,《武汉攻略战化学战实施报告》附表






关于日军使用化学武器造成中国军民伤亡的人数


对日军使用化学武器,造成中国军民中毒伤亡人数的统计难度更大。军政部 《报告书》统计,1937~1945年国民党军队中毒伤亡 36968人,其中死亡 2084人。这一统计与实际情况及中、日双方确认的资料相差甚远。如据中方 “报告书”称:

广济一役敌所使用大量毒烟,使我军官兵中毒伤亡达2000余人。

而像日军在广济这样的用毒,在武汉会战中有数十起。另据中国官方文件及新闻报道,由于日军用毒造成中国军队成营、成连人员中毒殉国的,计有 8个营另 9个连,估计约 3000余人中毒死亡。在日方文件中也确认在赤湖城子镇、潢川、覆血山、南风山刺死因中毒严重而又不 能 行 动 者 达 600余 人。可 见中方《报告书》统计的 1938年国民党军队中毒 3003人,死亡 293人确已无法作为统计的依据。其他年份也有类似情况。


笔者在 《日本侵华战争的化学战》 一书中,曾将 1938年中国民党军队中毒人数增加到 10000人,中毒死亡人数增加 4000人,进行局部修正,但只增加这一年的统计数量,仍不足以反映日军用毒造成中国国民党军队中毒伤亡的全貌。为弥补历史统计的缺陷,以下将采取统计与推算结合的方法进行判定。我们根据在 《事例集》中有中毒死亡人数记载的 254例进行统计,国民党军队共中毒 9498人,其中死亡 6586人。即平均每次使用造成155人中毒,其中 25人死亡。这些事例中多数是影响较大,死亡人数较多的,因而伤亡率较高。在正面战场还有 1168次使用,其中毒伤亡率要低一些。即每次使用造成中毒人数按上述使用平均中毒人数的半数计算 (即中毒 76人),其中死亡人数按上述事例平均死亡人数的 1/5(即死亡 5人)计算,则 1168次使用共造成 88568人中毒,其中死亡 5840人。日军在正面战场用毒共 1427次,造成国民党军队中毒 128066人,其中死亡 1242人。


对八路军、新四军中毒伤亡统计。1940年前有八路军参加抗战三周年战绩 (1937年 9月 ~1940年 5月 8日)的统计为中毒者 30475人,及 1940年 8~12月百团大战期间,八路军中毒伤亡21182人。中毒死亡人数,只有 “左权关于抗战两周年来各种统计致毛、腾、周电” 中记载有 424人。以上统计合计,至1940年底,八路军共中毒 51639人,其中死亡 424人。1941年以后中毒伤亡情况未见统计。根据本 《事例集》 中 1941年以后日军对八路军、新四军用毒有伤亡人数的 48例的统计和估计,八路军、新四军中毒 5599人,其中死亡 1057人。八年抗战合计中毒约 5.6万人,其中死亡约 1300人。1941年以后有 100例中毒伤亡情况不明,未计在内。对于日军对平民和战俘用毒造成的中毒伤亡统计, “报告书”中未予反映,《化学战史》一书中有中毒 1万人,死亡 3000人之说。根据本 《事例集》120例的统计,再加上日本关东军化学部与 731部队进行毒气活体试验 50次,造成约 200人中毒死亡这一数据合计,由于日军用毒,造成中国民众及战俘中毒应为12524人,其中死亡 3220人。


根据上述粗略统计,1937~1945年间,日军对中国军民用毒共造 成 约 20万 人 中 毒,其 中 约 两 万 人 死 亡。这一 估 算 与1995年抗日战争纪念馆在 “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展”指出的,由于日军用毒造成中国军民中毒伤亡 20万人的估计大体是符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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