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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元年侵入汉口的日军中清派遣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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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2-13 12:57: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1912年1月,日本陆军在中国的一次重大行动,即利用武昌起义爆发的机会,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派军队侵入汉口,并从此开始了长期驻扎。这是日军控制长江流域的一个重大步骤,对日寇后来发动的侵华战争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抓住武昌起义的机会,日军侵入汉口重镇
武汉是湖北省会,是长江流域具有战略意义的重镇。日寇对于武汉觊觎已久。早在1886年,日本间谍荒尾精就多次潜入武汉,并在汉口开设积善堂药店,掩护其间谍活动。甲午战争时期,潜伏在汉口的日本间谍为日军提供了大量情报。
由于武汉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控制武汉可以对长江流域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日本方面,并不满足于仅仅把汉口当做一个间谍活动基地,而是图谋更加牢固的掌握武汉三镇,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在汉口直接驻军。有日本军队驻扎的地区,基本上就等于落在了日本人手中。

1911年发生的武昌起义,给了日军一个侵入汉口的绝好机会。各国列强为维护其在华利益,纷纷派军舰驶入长江,逼近武汉,表面上都打着保护侨民的旗号,但实际都是为了展示在长江流域的军事实力,以维护其在华利益。日本对于武汉三镇觊觎已久,在列强中表现也最为嚣张。早在武昌起义前,“对马号”等日本军舰就在长江游弋,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日舰立即驶向汉口。指挥日舰侵入长江的是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少将司令川岛令次郎,在率领舰队侵入长江的列强各国海军指挥官中,川岛令次郎的军衔是最高的,他因此成为了汉口各国海军最高指挥官。除此之外,军舰上搭载的海军陆战队人数,也是以日军为最多,有130人。侵入长江的日本军舰数量多达12艘,在各国列强中,与美国并列第二,由此可见日本的狼子野心。

但是,在1911年,英国仍然是海上霸主。侵入长江流域的各国海军,也是英国舰队实力最强,有各类军舰21艘,数量最多。1911年10月17日,英国派出了海军中将温斯洛来指挥舰队,川岛令次郎也只好让出了最高指挥官的位置。

出于对英国的忌惮,日本在派出寰舰和海军陆战队登陆汉口后,没有立即采取新的行动,而是先观望英国的态度。12月5日,形势出现变化,日本获得情报,称俄国和英国都已经决定向武汉出兵,保护外国租界的安全。俄国决定派出一个加强连队277人保护汉口租界,英国也决定派一个连162人开往汉口保护租界。得知这一消息的日本军方欣喜若狂,不管出兵目的是不是为了保护租界,既然英国和俄国都决定出兵了,那日军出兵也就不存在障碍了。后来的事实证明,日本对于武汉的野心,是远远大于英国和俄国的,绝不仅限于保护租界的既得利益,日军的野心是要控制武汉、扼制长江!

1911年11月22日,在奏请天皇批准后,日军参谋本部下令,由日军第18师团负责组建一支派遣队开赴汉口。至此,侵入汉口的日本陆军中清派遣队正式出笼。第18师团随后编制了《中清派遣队人马一览表》,根据此表所列的计划,派遣队的指挥官是大佐军衔,队部直属人员36人,下辖两个步兵中队575人,一个机枪队101人,还有一个患者收容班14人,总兵力726人。
日军参谋本部给这支中清派遣队安排了三大具体任务:
一、保护帝国领事馆及其帝国臣民。
二、有需要之时,可将部队派至该地(指武汉三镇)之外行动。
三、实施谍报勤务。

由这三大任务可以看出,日军侵入武汉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其在华既得利益,同时加强在长江流域的间谍活动,并伺机扩大侵略范围。


1911年11月26日,日军中清派遣队集结完毕,乘坐“御吉野号”轮船启程,28日到达长江口,在满铁栈桥停泊,然后搭乘南阳丸号和两艘小火轮,在日本海军驱逐舰的的护航下溯江而上。1912年1月1日,中清派遣队抵达汉口,在日租界的三菱码头上岸。这一天,恰好是孙中山宣布出任临时大总统,民国政府正式成立的日子。民国政府成立之日,中清派遣队侵入了辛亥首义之地的武汉,可谓是一个历史的讽刺。


二、建造营房设施,长期盘踞不走

可能会有人疑问,中清派遣队侵入汉口,当地的中国军队为什么没有阻止?这是因为当时的武汉,正处于光复新军和清军对峙交战的状态。新成立的民国政府视清廷为最大敌人,而满清政府也视民国为乱党。对于日本和西方列强,清廷和民国政府反而都想将其引为外援,极力讨好还唯恐不及,丝毫也不敢得罪。清廷一再以出卖主权来拉拢列强,孙中山当上临时大总统后,也公开宣布民国政府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想以此来换取列强承认民国政府。在这种双方争相讨好列强的情况下,自然没有任何中国军队会挺身而出抵抗入侵者。事实上,自日军出兵到侵入汉口,日本政府更关心的是西方列强特别是英国人的态度,对于中国政府的态度,日本丝毫不管,直到运兵船进入长江口时,日方才通知湖广总督段祺瑞和武昌军政府都督黎元洪,骄横的勒令段祺瑞、黎元洪二人各自约束守军,不得与日军冲突,“而免引起各种纠葛”。

日军侵入汉口,从决策到行动都极其迅速。然而进驻汉口之后,却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汉口日租界的地域有限,日军这次紧急出兵,配套的后勤设施都没有准备,连营房也没有。进入日租界的中清派遣队,只能临时在日租界内租房居住,并征用学校的校舍充当营房,但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日军要想在汉口长期盘踞,必须立即建立军营。日军看中了与日租界相邻的一块地皮,大约600亩,曾经是比利时在汉口的租界地。日本驻华公使约见清政府邮传部大臣梁士诒,提出了在汉口建日本军营的要求。梁士诒不敢得罪日本人,声称自己没有意见,但地皮属于湖北,要日本人去找湖广总督段祺瑞交涉。日本人看中的这块地皮,曾经被比利时占据,沦为比利时租界地。1907年,清政府以81万8千多两白银的巨资,才把这块600亩的地皮赎回来。只过了4年多,日本人又想在此地建军营了。
当日本人与段祺瑞交涉时,段祺瑞忍无可忍,声称该地属于中国所有,而且地皮的用途已经有所安排,不能允许日本在此地建军营。日本人的企图落了空,段祺瑞在这次土地交涉事件中维护了中国的正当权益。

在直接交涉碰壁后,日本军方又变换手法,以日商大仓洋行为代理人,购买了位于日租界西北角的地皮,又秘密转手给日军,为掩人耳目,日本对外声称该地是大仓洋行的商业用地,但是在日本驻武汉领事馆为该地皮注册时,却是注册在日本陆军省经理局建筑科的名下,购地所用的资金,也是日本政府出资。以这种瞒天过海的办法,日军终于获得了在汉口建军营的地皮,开始大兴土木,在此建设了长76间、宽10间的两层楼房,楼房周围空地为训练场。至此,日军中清派遣队在武汉有了正规的军营。

军营建设完工后,日军又秘密运送无线电设备和通讯兵来汉口,建起了汉口日军电台,该电台建成后,经过多次改进,功率日益强大,到后来成为日军在华南最重要的电台之一。其发射功率远远超过了同时期英、美、德等国的电台。英、美等列强在中国设立的电台,电柱最长为200尺,日军汉口电台的电柱长为236尺。可以与济南、旅顺、秦皇岛甚至日本的大濑崎等地进行军事通信,从而大大加强了日军在中国的军事通讯能力。

驻武汉日军从此成了日本维护其在华利益的一只魔爪,刺探情报、威胁当地政府、压制民间反日运动,处处闪现着汉口日军的身影,1913年8月,日军少尉西村等人公然闯入设在江岸车站的北洋军第二辎重营的营区,用军刀刺伤了执勤军官武开疆,制造了轰动一时的西村事件。事发后,北洋政府迫于日军威胁,竟然向日方道歉,在冲突中被日军刺伤的武开疆,事后不仅没有讨回公道,反而被判处两年监禁。驻汉口日军的特权,由此可见一斑。

在日军驻扎汉口期间,起初是黎元洪主政湖北,后来又有北洋军的王占元等人主政。但无论是黎元洪还是王占元等人,对日本都是小心避让、不敢得罪,并一再压制民众对日本人的反抗。究其原因,主要是国力不如人,但日本军队驻扎汉口,近在卧榻之旁,由此形成的压力和威胁,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楼主| 发表于 2014-2-15 08:12:16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www.haijiangzx.com/weekly/101/ls03.html

近代日本对长江航道军事谍报活动

【核心提示】从明治初期开始,日本海军省就以水路部为中心全面系统地收集长江水文情报。数十年来,通过不断收集和翻译欧美编印的中国水路志、向长江派遣军舰和专业谍报人员实地测量调查、利用日籍航运公司和上海日本人引水协会收集情报,至20世纪二十年代末,日本海军已经详细掌握了长江及其支流的各种水文信息,为从长江入侵中国铺平了道路。



长江干支流本来是天然屏障,却因无密可保,反而成为日本侵略者借以利用的便捷通道

  长江航道是通往中国腹地的大动脉,军事战略地位尤为重要。由于水文状况错综复杂,长江也是保护长江流域极其重要的天然屏障。长江属于中国内河,其水文信息的调查本不容他国染指。但近代中国,主权丧失,先有英法等国,后有日本利用各种不平等条约肆意测绘调查,严重侵害了中国主权,危害了中国国防安全。

  有关近代欧美列强对长江以及内河的测绘调查活动,中国学界早有研究,积累了一定成果。

  对于近代日本的同类活动,国内外至今的研究集中在陆地测绘上,领海和河流却几乎是研究的盲点,从近代日本对华谍报活动的整体研究上来看,不能不说是莫大的缺失。

  日本明治政府建立后,出于侵略中国的需要,对华实施了全方位的谍报活动。水路志、航道图、灯台表是海军的眼睛,是对华扩张必须掌握的军事情报之一。本文拟以日本海军省水路部、来华舰船、海军谍报员以及外围民间组织的情报活动为中心,探究一二八事变前日本对长江航道(包括长江水系的重要支流和湖泊)进行的水文谍报活动状况,弥补此方面研究的不足。

  一、海军省水路部与长江水路志、灯台表

  1867年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以“富国强兵”为国策大力建设海军,1871年海军独立建部后,立刻组建水路局,负责测定水道、浮立标、灯台。翌年海军部升格为省,进一步明确水路局的职责为“测量海河,绘制海图,编辑水路志,执掌测量诸事。”以上职责范围,不仅指日本国内,也包括国外的。因此,水路部自成立之日起,就被赋予为海军向外扩张开道的使命。1888年起水路部隶属海军参谋部长(1897年后仍复归海军省)后,“特别倾力编绘与作战用兵关系密切的兵要水路图志”,在对外扩张中的作用更为显要。

  水路志是详细记载航道、港湾、气象等水文信息的综合性指南,是船舰航行和停泊所必备的。要编辑有关中国的兵要水路图志,首先要对相关水域进行测量和调查。水路部成立时有关资料积累极其匮乏,其他方面也是白手起家,缺乏掌握近代水文测绘技术的人才及其器材,根本无力派遣大量人员来华活动。因此,在十九世纪,水路部编辑中国兵要水路图志时,基本上都以欧美发行的资料为基础,同时根据自己收集到的情报进行修改补充。

  欧美列强自鸦片战争起就不断收集中国水文信息,并不时编印发行,为日本获得现成的情报提供了捷径。据现有史料可知,日本海军早在1873年就购得《支那东岸图》,翻译出《支那水路志》《支那海岸上海至北部朝鲜海边航海图》《上海港之图》等,并且在1874年入侵台湾前就译出了《台湾水路志》。

  此后,水路部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欧美发行的各国水路志,并且从1881年开始组织系统翻译,冠名为《寰瀛水路志》发行。最早付梓的便是第三卷中国沿海之部。《寰瀛水路志》刊行十多卷后,1887年水路部改变原先编辑方针,仅集中刊行日本、中国、朝鲜、俄韩沿海水路志,共四种十一卷,第三至第七卷为中国。

  其中1884年刊行的第四卷《支那东岸之部》第八编,就包括了长江航道信息。根据刊头说明可知,该卷内容主要来自1874年英国海军大佐查莱斯•博劳克编辑发行的《中国水路志》第三卷,同时参考了日本出版的《水路报告》《水路杂志》《中国总说》《中国版海路图说》《大清一统图》、英文版《中国通商指南》、中国有关条约等。

  因此,可以说此水路志比查莱斯•博劳克的内容更细致。

  1894年水路部在《寰瀛水路志》第四卷第二版第八编的基础上,加上1891年英国出版的《中国海水路志》第三卷“追补”(主要是英国测量船及舰船在华调查报告)和水路部《水路杂志》相关内容,将长江部分单独分出出版,称《支那海水路志》第四卷。该卷主要介绍长江口至夔州(今四川奉节地区),包括吴淞江、鄱阳湖、洞庭湖的航道状况,对一些地段的水位涨落、水势、航行法、灯台及立标、浅滩急流、相通的支流、渡口、气候等有比较详细描述。

  甲午战争后,执掌军政大权的重臣山县有朋明确提出“北守南进”的国家政略,日本将扩张的矛头指向南方。水路部积极响应,充分组织和利用海军船舰和民间力量收集长江水文情报,逐渐获得第一手丰富资料,为修补旧志提供了条件(详见下文)。1906年水路部根据最新资料,对《支那海水路志》第四卷进行了扩充改版,1916年将其更名为《扬子江水路志》,分三卷陆续出版(1916年第一卷《上扬子江》、1917年第二卷《鄱阳湖及中扬子江》、1917年第三卷《上扬子江》)。经过不断更新的长江水路志,内容趋向全面。

  以1916年开始刊行的《扬子江水路志》为例,载有上、中、下游干流的江宽、水深、江床、落差、平均流速、急流险滩、各滩特点、水位增减变化、汽船与民船的航行航运能力、溯江和下航的好季节、急流险滩弯道溯航和顺航的方法、中或高水位时峡谷航行法、气候等。并细述沿岸大小城市、集镇、港湾、滩头的具体状况。对于支流各江河(如赣江、湘江、金沙江、嘉陵江、岷江等)的水平高度、流速、可航力、洪水、陡急弯道,都有仔细说明。对于各湖水系(如太湖、洞庭湖、鄱阳湖等)的湖面高低、湖道特点、湖内沙堆泥堆、岛屿、水流、气候、地方风、降雨与雾情、可航力、沿湖集镇港湾、沿湖地貌等都有详细描述。

  1923年日本政府制订国防方针、确定对华用兵纲领时决定:“根据情况,从华北沿京汉线南下的军队和沿扬子江向中国大陆西进的军队,相互策应作战至汉口附近。”

  此纲领明确了南从长江入侵中国的路线,长江的战略地位越发重要起来。为了编辑符合日军使用的水路志,1924年水路部决定摈弃长期依赖欧美水路志编志的做法,确立了以水路部的资料为主编志的方针,并且于次年就编出了新版《扬子江水路志》。该志分三卷,第一卷为《扬子江水路航泊总记》,第二卷是《下扬子江及汉水》(1926年出版),第三卷名《中扬子江及上扬子江》(1927年出版)。新水路志的内容极其精细。以长江上游为例,对比一下1917年版和1927年版可知,后者增加了水标、水表图、航路标识、航行规则、系留与锚泊、泊地表等重要航行信息。对于一些湖泊,连可能影响航行的鱼栅位置也作了仔细介绍。

  长江航道水文情况复杂,多险滩弯道,对船舰航行威胁很大,灯台等成为极其重要的导航标志。因此,除了水路志外,水路部也重点收集此类情报,并且不断把它们整理出来分发给海军部队。从现有史料看,水路部早在1874年至1878年间就掌握了《支那及朝鲜海岸灯明台设立处》《清国灯台广告书》《清国各处灯台表》等。

  水路部早期主要是将这类信息附于相关水路志后面告知海军,1883年起则根据同年英国海军和中国海关刊行的灯台表,独立整理出《东洋灯台表》分发给部队。

  此后《东洋灯台表》一直独立印制,并不断得到增改更新,有关长江的相关信息就包括在其中。

  从1913年起,水路部根据最新情报几乎每年整理发行一次《东洋灯台表》。有关长江,1913年的“东洋灯台表”列出了从吴淞口至长江上游以及各支流约70处的灯台或浮标经纬度、结构、等级、灯质、灯光力、照光器、高度、高潮时高度、烛光数、光达距离、雾警号。此后,随着情报工作的深入,调查的对象除了新增或重建的灯台以外,还包括灯标、挂灯等。这样每年刊行的灯台等不断增改,1918年增加到106处,1926年则增至174处,净增近70处。长江航道上的大小指路标志,完全被一表网尽。

  水路志和灯台表可以囊括军事上所需的所有水文信息。从以上状况看,水路部数十年来在收集情报编辑长江水路志和灯台表上十分深入细致,并且注重不断更新。这就为日本海军省全面掌握长江最新兵要水路图志提供了充分保证。

  二、来华日舰的谍报活动

  翻译欧美水路志并不能满足日本海军对外扩张的特殊需求,为了收集更多资料,及时增加和更新相关信息,海军省采取了很多措施。利用舰船来华执行“警备”任务等机会进行深入细致调查,对业已掌握的长江水路志进行确认、修改和增补,便是其主要举措。

  1873年为备战侵台,日军派春日舰测量台湾近海,为近代日本舰船对中国实施水文测量的开始。1874年日本挑起侵台战端后,又紧急调派日进舰至台调查登陆地点和锚地,为侵台创造了条件。舰船在谍报工作上的特殊作用得到了初步发挥。

  日舰染指长江,始于1873年筑波舰来上海作实习航行考察。1879年日进舰“为实地研究清国诸港”进入长江,上溯至汉江。

  此为日舰首次深入长江专事情报活动。中法战争爆发后,日本于1884年派“中舰队”进入上海警备,此为日舰侵入长江进行所谓“警备”活动之始。东乡平八郎乘机率天城舰沿长江上溯至汉口,沿途“仔细观察”,并向海军省上呈视察报告《至汉口水路安稳委细书》。

  从1885年起,日舰常进入长江警备,情报活动逐渐增加。例如1888年6-9月筑紫舰来华“护侨”时,调查各港航道,沿长江而上探查航路。1894年3月赤城舰进入长江“巡航”直至汉口,侦察了沿江炮台,考察了江身变化、浮标立标及灯杆灯船转置废设状况,写成《长江溯流本舰航路大要》上报。

  甲午战争后,根据“北守南进”政策,日军加强了对中国南方的谍报活动,而《马关条约》则为此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日舰可以打着保护日侨的幌子,随时出入长江等水域。这些舰船,不仅肩负开拓、调查和熟悉航路的任务,还要针对水路部发放的长江水路志、灯台表等,实地加以确认、订正和补充。

  1900年义和团事起,南方形势平稳,但日军却以警备为借口,派常备舰队进入长江等地收集情报,爱宕舰甚至进入洞庭湖测量,完成了航道图的绘制。

  日俄战争后,日本政府在国防方针中继续强调向南方扩张,同时,提出了对所有可能危害日本国益的国家采取“攻势”战略。

  日军在长江的活动进一步加强,1905年专门成立“南清舰队”(1908年改编为“第三舰队”)负责在长江流域以及南方沿海警备。为了便于内河航行,海军省订制了专门用于长江航行的伏见、隅田两艘炮舰。两舰1906年竣工下水后,即被赋予重任。同年5月隅田舰在舰长堀田英夫指挥下,调查研究洞庭湖水道两周有余,一直航行至常德港,成为日舰开辟长沙、常德航路的“先驱”。对于隅田舰此行,连日本驻长沙领事馆都认为,即试航了前年日军谍报人员测量的至常德的航路,确认了测量结果,又得以细致测量常德港,收获巨大。

  接着,该舰又详细调查了岳州至宜昌、荆河口至唐家洲、鄱阳湖、南昌等处的水文状况,并形成详细报告。

  伏见舰下水后的最初几年,在舰长桂赖三指挥下也集中调查了以洞庭湖为主的湖南错综复杂的水系、鄱阳湖至南昌的水道、江苏三江营至仙女庙的江南要冲地带。在四川境内调查时,该舰上溯至重庆等地,因此被称为“帝国军舰四川溯江着先鞭者”。“南清舰队”的其他船舰也不停地游弋于长江各处熟悉水情,进行各种调查。例如,1908年初伏见舰和宇治舰先后调查测绘汉口至宜昌航路。1909年音羽舰在长江警备近一年,舰长秋山真之乘机研究长江航道及特殊驾船方法,其研究心得后来发表在海军内部刊物上。

  辛亥革命前后是日本致力于开拓中国内河航道的旺盛时期。

  1912年日本海军组建“中清派遣队”专司长江警备,其军舰分别部署在上海、南京、芜湖、安庆、宜昌、九江、汉口、大冶、长沙等地。利用此机会,卷云舰和宇治舰进入长江口崇明岛北侧水域调查,发现了可供汽船通行的航道,并测绘了航道图。鸟羽舰在舰长堀田英夫指挥下上溯至重庆,详细调查记录了上游各种水文状况、军舰的操纵方法和沿途城镇兵要地理,向海军省上呈了两百多页的《上扬子江溯江报告》。

  伏见舰则试航重庆探查航路,一直上溯至泸州,是日舰至今到达长江的最远点。在此期间,第三舰队完成了《中扬子江汉口至宜昌》《下扬子江佘山至汉口》等水路图。

  1917年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集中于上海的日舰分别进入长江各港警备,并且趁此机会调查航道,熟悉水情。例如,军舰鸟羽9月从上海出发,经镇江、南京、九江、大冶、汉口、岳州、长沙,11月至宜昌探航。因为担心不熟悉航路,鸟羽舰长先花一周时间乘中国商船侦察宜昌至重庆航路,然后才率舰从宜昌至重庆。嵯峨舰和伏见舰根据调查所得分别编成《下扬子江夏季水道略图》和《中扬子江水路报告附图17枚》上呈海军省。1918年底日军以5艘军舰组建编成“遣支舰队”,负责长江流域和中国沿岸警备。1919年该舰队改称“第一遣外舰队”后,常年游弋于长江大小码头,收集情报的时间更为充足。因此,舰队除了不时报告各种情报外,还定期编写“研究资料”上报。舰队的调查工作也进一步细化,例如,舰队1922年编的《下扬子江距离表》详细记录了长江下游大小码头之间的距离。对马舰1922年5月至次年3月停泊于上海港期间,连续(有时是一个月每天24小时)测量潮流变化。海军研究人员认为“将这样长期连续观测的潮流结果弄到手,几乎是第一次,是调查潮流极珍贵的资料。”

  大量日舰进入长江,使得日籍引航员供不应求。当时上海引水公会的日籍会员仅8人,并且其中两人因故无法正常工作,这就影响到了日舰的行动。例如,日舰1919年进入长江后一月至五月需要引航17次,因缺少引航员,军舰又不熟悉水情,四次未能按计划行动。“遣支舰队”司令部因此多次向海军省建议培养研究长江航路的将校,认为这样做既能深入收集长江水文信息,又能培养出自己的引航员。建议获得批准,在日清汽船公司的配合下,1920年舰队司令部派宇田川英庸大尉装扮成日清汽船公司高级船员乘船调查长江一年,主要研究长江航道枯水期的水文特征。宇田川精通汉语,担任过航海长,在驱逐舰和水雷舰服役过,靠丰富的水上经验,1921年根据收集资料编成《下扬子江针路法》,被舰队司令誉为“最为权威”,推荐给海军省秘密出版。

  1922年舰队司令部进入长江时,宇田川为其引路并执行其他有关水路的各方面任务。尝到甜头后,1923年5月舰队司令部又援引宇田川之例,派一直随舰研究长江水文状况的堀勇五郎大尉装扮成日清汽船公司高级船员,每月乘公司汽船往返上海至汉口一次,调查不同季节的水位变化达一年。

  日军制订沿长江入侵中国的用兵纲领后,作为落实的具体举措,1925年以参谋本部作战科长田俊六为团长,海军军令部、参谋本部、陆军省的作战科员组团乘军舰从上海出发,沿江侦察至汉口一个月,仔细调查了沿途登陆地点。与此同时,游弋于长江的“第一遣外舰队”也细化情报工作。例如,1926年来沪的驱逐舰连续测量上海港的潮汐与潮流上报,为水路部全面研究掌握上海港的潮流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资料。第一水雷战队除了强化实地训练,适应在长江航行外,还研究水流状况,订正水路图上的错误。

  1927年舰队组织所属船舰调查长江沿线(包括湘江)的锚地,制成《扬子江锚场一览表》。该表记录了上海吴淞至重庆70个锚地的锚位、锚索节数、水深、土质、风向、风力、流向、流速、最近水标等,将长江锚地几乎都囊括其中。

  日本海军的这种调查活动,一直持续到七七事变爆发。数十年来,日军舰船一直游弋于长江干、支流,多时达20多艘。它们就像一个个移动的谍报堡垒,在开拓和熟悉航路的同时,随时随地验证和收集各种情报,为海军省及时掌握长江水文状况,修改水路图志、灯台表提供了第一手丰富资料。

  三、临时派遣人员的谍报活动

  除了常年游弋于长江的日舰以外,海军临时派遣的情报人员也是水路部有关长江情报的重要来源。

  明治初年,日军就开始收集长江情报。1873年益满邦介等受军方命令来华探听政情和军情,其收集的地图中就有英国刊行的《长江图说》。1874年,海军后勤军官町田实一来沪侦察长江沿岸,为海军间谍涉足长江之始。1876年,在中国问题上被称为日本“海军中的先觉者”的曾根俊虎来沪收集兵要情报两年,因工作出色1878年受到天皇接见。曾根献给天皇的谍报成果有《诸炮台图》和《支那近世乱志》,获得褒奖。后编写了《清国各港便览》。曾根后来长期在中国收集军情,1886年任参谋本部海军部编辑科长,主管情报的筛选与整理编辑,成为日本海军中著名中国通。继町田、曾根之后,海军方面派遣的谍报员不断进入长江流域,在早期水文谍报上“成果”显著的有诸冈赖之、新纳时亮、今井兼昌等人。诸冈赖之在中法战争期间就乘舰来华观战,收获甚大。1885年受命单身来华侦察长江沿线军情,回国后编辑刊行了《长江独案内》及其外篇,影响很大。新纳时亮大尉是1886年来江南一带调查兵要地理的。他化名邦山顺,装成卖烧饼的,在川岛浪速帮助下,调查沿海和长江兵要地志(如吴淞至江阴等地炮台)长达5年,著《支那沿岸纪要》二卷,为日后吉田增次郎(曾任海军省派驻中国武官,长期在华收集情报,1912年任海军省中国谍报科长)完成《中国沿岸纪要全卷》奠定了基础。今井兼昌大尉是最早受命调查长江的专业人员之一。当时清政府“给予英国人内河航行权,却不允于我国。因此,诸如长江流域的航道也仅能依赖英国人调查的航道图,我日本人无法实际调查。”

  为了完成任务,1888年今井装作日本船员住进上海联合海员宿舍,通过长江水手考试取得合格证后,在来往于长江的英国商船上当了约一年水手,利用此身份详细测量航道,研究十八滩的所在,回国后提交《扬子江水路图》,受到参谋本部绝赞。

  在众多谍报人员中,军医青木忠橘的存在引人注目。青木早年多次随舰来华活动,本是军医的他,却善于收集军情。海军部因此于1893年派其单身来华调查。青木沿江而上,经宜昌入重庆,成为日本海军入蜀第一人。因缺乏专业知识,其航道调查报告缺陷不少,但因与正在开拓长江上游汽船航路的英国人李顿关系密切,从他那里获得了很多价值很高的情报。甲午战争爆发后,青木仍在上海活动,被中国政府发现后,将秘密地图等交给在虹口的洗衣妇石渡麻纱隐藏,在其掩护才躲过追捕逃回日本。

  甲午战争后,日军对长江的谍报活动逐渐频繁,大立鼋吉大尉便是代表之一。大立曾多次随舰来华,参加过甲午海战,来华后化名林正则以上海为中心收集情报达三年之久,此间“几乎毫无宁日,其资料提供给中央,在对华方针的确立上付出了巨大努力。

  1903年为了帮助日本“湖南汽船会社”开辟汉口至常德、长沙航线,海军省派遣四鼋孝辅等8名军人秘密来华测量。四鼋作为航海长曾多次随舰来长江收集过情报,相关知识丰富,在赴汉口途中,他们化装成中国人,租用民船,“仔细测量调查长江水域深浅缓急和障碍物等”达月余,后潜入洞庭湖测量水深水量等情报,绘制水路图。回国数月后,又重回洞庭湖,同时开始测量鄱阳湖。此为日本海军首次测量鄱阳湖。因水量浅,淤泥厚,测量“行程缓慢犹如蜗牛”。“毕竟是无坚忍不拔精神者无法完成之艰苦事业”,四鼋等人坚持测量两年,提交了长篇调查报告,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才归国。当时有关洞庭湖、鄱阳湖的水路图仅有英国版旧式图,比例尺含糊,图小无法认读。四鼋等人的测量弥补了其不足,为1906年隅田舰试航洞庭湖扩大调查成果打下了基础。如前所述,辛亥革命前后是日本海军大力收集我内河航道情报的时期,被日本海军冠以“精通长江航道三杰”的桂赖三、堀田英夫和大井五郎便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桂赖三自1899年起十多年来在长江上下数十次收集情报,其中以1906年起担任伏见舰舰长期间的情报活动最为集中,升任第三舰队参谋后,跟随伏见舰进入四川调查,专门测绘长江上游水文状况,1913年所绘《上扬子江——宜昌至重庆》水文图获得很高评价,被水路部印发给各部门秘密沿用至1925年。堀田英夫1903年乘舰来长江,任宇治舰分队长后,曾想带舰突破三峡之险。日俄战争后任隅田舰长,又率舰研究洞庭湖、长沙和常德航道,积累丰富知识。湖南汽船会社“湘江丸”1907年首航常德时,正是靠堀田带路才得以顺利通过狭窄的沅水水道。1909年升为少佐的堀田又受命单身来长江调查,归国升任海军军令部参谋后,继续来华侦察长江上游航路,“致力于侦察航路险滩”,“绘制成堪称完善的《扬子江上游水路图》。”因此,在日本海军内部堀田“被称为长江航路通第一人”。

  大井五郎中尉1901年随舰来长江进行警备时,受命调查长江上游,尤其是汉口至湘潭之间冬季枯水期的航道状况,经过5个月单独行动,“洞悉以洞庭湖为中心的航路全况”,成为测量长江水文状况的权威,故1906年调至水路部后,又随舰来长江测量。1907年任隅田舰长,在长江三年警备期间继续收集情报,在洞庭湖巡航时甚至非法进行实弹射击练习。

  进入民国后中国政局动荡,日本海军乘机不断细化情报工作。例如,1916年水路部测绘员等4人为补测汉口至襄阳之间航道,受命秘密潜入汉口,雇民船调查40多天,完成80多页的《汉水水路调查报告》。

  1917年武内中佐测绘成《汉水》航道图、1922年堀大尉编撰出《湘江水路图》上呈水路部。长江水系河道复杂,湖泊遍布,水文状况复杂,不经过长期深入细致的调查无法窥其实貌。海军省正是依靠以上这种谍报人员连续不断的深入调查,才得以逐渐准确掌握长江流域水文情报的。

  四、民间团体的谍报活动

  作为海军情报机关的外围组织,水路部还积极动员和利用日本民间组织收集情报。在长江流域长期经营的日籍航运公司和上海“日本人扬子江水先协会”(以下称“上海日本人引水协会”)正是其可以常年利用的对象。

  甲午战争后的1898年,大阪商船会社进入长江长期从事定期航运。以此为开端,日本邮船会社、大东汽船会社、湖南汽船会社等日籍航运公司利用不平等条约纷纷进入长江流域从事定期航运业,先后开辟了上海汉口线、汉口宜昌线、上海苏州线、上海杭州线、苏州杭州线、苏州镇江线、镇江清江浦线、汉口湘潭线、汉口常德线、鄱阳湖线。1907年以上四家公司合并成立日清汽船会社,一直活动于长江流域。

  出于航行等需要,日清公司对于航线所及水域的水文状况,也会进行详细调查。仅以1929年为例,日清汽船汉口分公司就调查编写了《沅江调查报告》《汉水调查报告》《湘江调查报告》。

  这种调查报告提供的水文信息,基本可以满足海军船舰行动的需要。对于这类情报,日清汽船都会及时上呈给海军等政府机构。

  日本海军省也看到了民间航运公司的优势。对海军省而言,海外江河湖海地域辽阔,收集相关情报极其耗时耗力,仅靠自身力量,人力财力都远远不够,而航行于海外各地的民间航运公司则可以弥补此不足,而且,利用民间组织收集情报更具有隐秘性。为了利用和鼓励各类船舶积极提供相关信息,水路部将每月出版一次的登载有船舶航行所需大量最新信息的《水路要报》(1922-1943年发行)分发给包括各舰队在内的军事部门和日本各船舶公司,作为交换条件,要求它们提供在外航行报告,内容包括航路概要、航路表、速力表、气象表、水流、气候、港湾状况等。各航运公司积极响应,报告数量连年大增,1924年为750部,1929年增至1800部,1932年则突破4000部。

  这中间就包括日清汽船会社的报告。水路部在再版或重新编辑长江水路志时,充分采用有用信息。例如,水路部1927年发行的《扬子江水路志》第三卷“第7编上扬子江总记”的“激流(滩)”一节,其内容就是“1922年4月至11月日清汽船公司云阳丸船长每次由重庆航道下行时所调查的各激流状况统计成的表格。”

  日清汽船公司成为日本海军收集长江情报的重要来源。上海日本人引水协会是配合海军省收集情报的又一重要组织。由于不平等条约,民国以前长江的引水权完全操纵在外人手中,最初的引水员也都是欧美人。日本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在官民双方的努力下,日本人从二十世纪初进入上海引水公会。日籍引水员,尤其是海军预备役或海军出身者,自然成了军方利用的棋子。

  水路部武内康吉中佐1917年奉命赴长江调查时,就得到在上海见习引水工作的预备役少佐大西良辅的帮助。大西参加过日俄战争,退役后来沪准备从事引航业。1916年他在见习时,就在海军省的帮助下乘日清公司轮船调查过长江上游枯水期水情。

  因此,他从事此工作可能带有军方的秘密任务。武内所托之事是订正1913年测得的水路部对外保密的长江下游图。大西根据实地调查,在图上详细标示了沙堆变化现状、主要航路目标、上行与下行的测针路法等,“该图的改版图从现今长江状况看是上海汉口间航行的最佳指南。”

  1920年上海日本籍领水员组成上海日本人引水协会,有成员8人,其中海军出身者两人(大西少佐和麻田中佐)。协会与海军关系密切,凡事都向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海军武官请示汇报,积极配合军方工作。例如,对于第一次进入长江的日舰,协会都会派出大西和麻田等登舰,为舰长和航海长等讲解长江航道的水文特点、航行技巧以及注意事项,进行各种技术指导。协会还帮助军方人员打入引水公会。最早藉其帮助的是菊地丰吉。菊地早年参加日俄战争时就做过间谍,后被海军选送至东京外语学校学习汉语,学成后多次率舰来长江等地担任警备任务,1917年末受命单身来沪调查长江下游、江口、黄浦江达半年之久,为了方便收集情报,1919年后暂时转为预备役,在协会帮助下成为引水员。此后每逢中国变乱日舰侵入长江时,他便复为现役为日舰引航,“战功突出”。

  前面所说的宇田川后来也转为预备役加入引水公会。利用工作之便,宇田川进一步细化情报工作。1923年其撰写的《宜昌至重庆间水路》在《水路要报》上连载,1925年向第五战队司令部提供《扬子江水路及行船法》,详细报告了各地距上海的距离与航道概况、危险水域、各地水准差、流速、水标与水深关系、水道变化、特殊的测量水深法、锚地、锚泊法、检锚、江上波浪等,对于危险水域等均配有图画说明。

  此外,协会还主动为海军收集情报。例如,长期定期编绘长江各航段水位表上报军方,为水路部掌握和分析长江各航段四季水位变化规律提供了宝贵资料。

  水文情报收集是一个耗时耗力的繁杂系统工程,水路部充分发挥民间的力量随时随地收集情报,为全面及时掌握长江综合信息,完善水路志的各项内容创造了条件。

  结语

  “测绘成果与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息息相关,又是军事行动的先行步骤。”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为了对中国进行扩张侵略,从明治初期开始,日军海军省就以水路部为中心全面系统地收集长江水文情报,数十年来“深耕细作”,持续不断。通过长期收集翻译欧美编印的中国水路志、向长江派遣军舰和专业谍报人员测量调查、动员和利用日籍航运公司和上海日本人引水协会参与收集情报,至20世纪二十年代末,日军已经详细掌握了长江及其支流的水文信息。

  日军长期精细的谍报活动,为入侵长江流域铺平了道路。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海军正是沿长江快速向内地进攻的。仅以1938年日军进攻武汉期间为例,“伊集团”司令部就特地从《扬子江水路志》(1926年3月出版)中“拔萃”,印制成单行本发放给作战部队,作为行动指南。而前面提到的四鼋孝辅等人测绘的洞庭湖和鄱阳湖水路图,则在这次会战中为日军进攻庐山、南昌提供了很大帮助。

  长江干支流本来是保护长江流域绝好的天然屏障,却因无密可保,反而成为侵略者借以利用的便捷通道,这一历史教训值得深刻吸取。

  (原题:近代日本对长江航道军事谍报活动概述。作者许金生系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教授)
 楼主| 发表于 2014-7-14 21:34:37 | 显示全部楼层
日军的老照片,驻汉口陆军派遣队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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